（本文作者王燕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吴仪君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研究助理）
根据OECD数据，自2020年以来，至少已有40个国家已经开始运用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争取外国投资、加工设施和技术转移（OECD 关于关键矿产出口限制的数据）。至少14个全球南方国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越来越多资源型国家开始限制镍、锂、钴、铜等关键矿产原料出口，要求外国企业在当地建设冶炼和加工能力。
这些措施反映了资源型南方国家对现有国际分工的不满：本国长期出口原材料，却只能获得有限的加工、技术、就业和附加值。因此，这些国家正在利用手中为数不多的政策工具，争取把更多价值链环节留在国内。面对这些诉求，中国应当如何回应？
首先，中国商品价格低并不自动等于倾销。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来自完整的产业链、规模经济、高效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国也没有义务为了保护外国缺乏效率的企业而放弃正常竞争优势。即使中国退出部分市场，如果当地缺少电力、技术、融资、人才和产业基础，市场份额也可能被其他出口国取代，而不会自动转化为当地工业化。
不过这也不表示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就无须调整。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逐底竞争”：各国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扩大出口，竞相压低工资、社会保障和环境标准。短期来看，这种模式可以提高价格竞争力；长期来看，却可能损害劳动者福利、居民消费和环境质量，使所有参与者都“螺旋式”地落入成本越来越低、环境恶化，人民生活却没有相应改善的困境。
我曾参与世界银行2000年出版的《增长的质量The Quality of Growth》，并负责第三章“改善机会分配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ies”的写作。26年以来该书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并陆续翻译为十国语言出版。该书强调，发展不能只用GDP增速衡量，还应全面考察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的生活、扩大教育健康和工作机会、减少贫困并保护自然资本。
改善机会的分配，首先意味着投资于人。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使不断提高，如果优质教育机会仍集中在少数群体，人力资本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依然可能持续。因此，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并非增长完成后的附属福利，而是决定增长能否持续、成果能否共享的基础性投资。
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和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更加重要。如果技术进步的收益主要进入资本、少数企业和高技能群体，而大量劳动者却面临岗位替代、工资停滞和社会保障不足，那么技术进步越快，社会分化和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越突出。政府的责任不只是鼓励技术创新，也要保护劳动者，并帮助他们分享技术进步的收益。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工资、就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更多更好地转化为普通人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建议是：
第一，各级政府应该根据生产率、物价和地区发展水平，适度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劳动保障，并为受到人工智能和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培训和转岗支持。劳动成本随着生产率和社会福利逐步提高，不应被简单视为竞争力下降，而应视为发展成果开始更多进入居民部门。
外部规则也会推动相关调整。欧盟的《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实施，把考勤、工资和社会保险等用工情况纳入风险识别，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可能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规范工资和工时管理、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已经不只是企业内部事务，也逐渐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条件。
第二，应该重新评估部分低附加值、高耗能和长期陷入价格战行业的出口退税及其他生产端支持，将由此节省的财政资源更多用于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育儿补贴。人民大学的翟东升教授提出，应当把更多资源直接转向居民部门，包括支持年轻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以改善家庭预期并扩大消费。
需要说明的是，出口退税主要用于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间接税，不能全部等同于企业补贴。政策调整应当是有选择的：保留对技术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合理支持，减少对低附加值、严重价格竞争和高环境成本行业的出口激励。
第三，应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在城市稳定工作、纳税并缴纳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应逐步赋予城市居民身份，使其能够更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够改善劳动者福利，也可能释放一至两万亿元的新增消费。
这些政策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对普通劳动者和整个社会来说，未必是坏事，反而有助于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和扩大消费。如果工资和社会保障随生产率共同提高，劳动成本上升意味着更多增长成果进入普通家庭。更高、更稳定的收入可以扩大消费，减少预防性储蓄，使国内市场吸收更多本国生产能力，从而降低企业对价格战和海外需求的依赖。
因此，政策目标不是人为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是推动竞争优势从低工资、低福利和低环境成本，转向技术、效率、质量和创新。如果中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和社会保障扩大国内循环，也能减少依靠低价出口争夺海外市场的压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扩大出口保留一定空间。
全球南方国家也需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产业道路。尽管十余个非洲国家尝试利用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争取冶炼和加工方面的投资，但不少国家仍缺少运营复杂冶炼设施所需的工业基础和熟练劳动力，部分矿产加工还会造成严重污染。它们未必应该盲目复制印度尼西亚模式。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加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绿色能源、农业加工和职业技能建设，可能更符合其比较优势。
为全球南方留出发展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单方面放弃市场，更不能代替这些国家自身的能力建设。中国已经正在扩大从全球南方进口农产品和制成品，鼓励中资企业在当地采购、生产和培训员工，并通过绿色技术、职业教育和适宜产业合作帮助当地形成价值链。
避免逐底竞争，不能靠政治施压或强迫某个国家退出市场，而要靠各国提高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推动产业升级，在发展中共同向上，共同攀登产业升级的高峰。中国通过提高工资、养老金、低保和公共服务改善人民生活，全球各方通过教育、技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承接能力。只有让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更多惠及普通人，全球竞争才不会演变为竞相压低劳动、福利和环境标准的竞赛。
第一财经一财号独家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王燕
吴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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